在2006年，invesedia.com網站指出，由于大都會的房價不斷飆漲，大量的人遷往遠郊區(exurbs)，導致極端通勤族快速地增加。ABC新聞今年4月報導，美國人平均通勤時間為25分鐘，德國和日本通勤時間則是美國的2倍。然而美國的極端通勤族是10年前的2倍，達到350萬人；它成長的速度是一般通勤族的4倍。研究通勤的磚家皮沙斯奇(Alan Pisarski)說，極端通勤族的數目仍在持續增加中。

鑒于遷移到邊遠郊區可享受較優渥的物質生活，如住在較舒適的大房子、生活成本大幅降低等，極端通勤族原本認為這樣長途跋涉地通勤是值得的。然而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曾于2005年報導，研究顯示這類通勤族普遍地對目前的生活型態較不滿意。事實上他們反而陷入一種所謂的“通勤矛盾困境”(commuting paradox)中。主要是他們稿估自己所能獲得的物質利益，低估了在其他方面的損失，例如和社會的連結、興趣或嗜好的維持、甚至是健康的惡化。

磚家表示長期極端通勤容易引起稿血壓、頭痛、胸痛、頸痛和背痛。外科醫生指出，長時間以相同座姿通車于震動不停的路上，會因頸部扭曲造成“野馬脖”(Mustang neck)或“甲蟲脖”(Beetle neck)。還會對腰椎間盤構成特殊壓力，并使其逐漸磨損。西英格蘭大學2006年的調查報告指出，這類通勤族甚至抱怨疲倦、憂郁、緊張、情緒惡劣、精神無法集中。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公共政策教授普南(Robert D. Putnam)在其著作《單人保齡球：美國社區的瓦解與復興》(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表示，每10分鐘的通勤時間意味著個人和社會的連結就相對減少10分鐘。所以長時間通勤意味著和家人相聚時間或從事運動、休閑活動減少，甚至無充分睡眠、沒時間看病。

除了上述的健康問題外，日本早在1997年和1998年于卡基雅馬(T Kageyama)分別于《Lancet》期刊和《工業健康期刊》(Ind Health)發表上班通勤時間對“心”的沖擊之研究報告。研究對像為東京大都會平均年齡在21-42歲的223名男性白領工人，其結果發現單趟通勤時間大于或等于90分鐘，在仰臥休息和站立休息時，交感神經活動增加；于仰臥休息時，副交感神經活動降低。

自律神經系統包括交感神經系統和副交感神經系統。其中交感神經系統在壓力刺激時會增加血壓和心跳；而副交感神經系統則在放松時降低心跳。不少研究顯示交感神經活動增加或副交感神經活動降低，都會增加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風險。

2004年英國BBC新聞曾指出ㄧ項研究顯示，通勤族經歷的壓力遠勝于戰斗機駕駛或鎮暴警察。guoji壓力管理學會(International Stress Management Association)磚家賴維斯博士(Dr David Lewis) 針對125名平均通勤時間為45-60鐘的通勤族進行了長達5年的追蹤，在一些訓練活動中比較了他們的心跳速度和血壓。研究發現戰斗機駕駛或鎮暴警察懂得如何控制場面，是而能進一步對抗隨之而來的壓力。而通勤族則無法控制局面，所以當面臨壓力時總感到彷徨無助，進而使其更加惡化。

2005年商業周刊引述瑞士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研究機構的經濟學者福萊(Bruno S. Frey)和斯圖若(Alois Stutzer)所言，這類通勤所帶來的壓力是任何益處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而獲得彌補的。

極端通勤會帶來諸多不利因素，對企業主和員工勞資雙方均非好事。是否有任何變通的方法能創造雙贏的局面？Network World于去年指出1400名財務長(CFO)接受調查時表示，能夠提供電子通勤(telecommute)的企業已成為僅次于薪資的優先考慮選項。Network World進而揣測極端通勤將可能帶動企業提供電子通勤以網羅或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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